《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摘要

《社会科学》

第2期

摘要

中国科技政策网络分析：

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摘  要：科技政策既是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准则，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引导和制度保障。政策网络作为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权威分析路径，对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政策网络的研究主要分为“利益集团的协调”和“治理”两种流派，前者关注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和这种结构关系是如何影响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的；后者从治理的角度出发，政策网络被认为是一种治理模式，它经常被用于调整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网络结构，从而有利于政策结果的产出。要全面了解我国科技政策的现状和挖掘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对其中行动者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寻找调整行动者网络关系的途径，从而建立“利益协调-治理”的分析框架，厘清我国科技政策中政策网络类型、行动者类型间网络利益关系，并提出相关治理策略。通过收集我国各级政府制定的科技政策文本，在政策网络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科技政策中的行动者，总结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府际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五种网络类型的主要行动者，揭示行动者之间的结构与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

章昌平  钱杨杨

章昌平，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钱杨杨，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研究生

中国产业政策

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摘  要：以人工智能为通用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有所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通用技术只涉及单一关键投入，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复合型关键投入，其技术进步依赖于算法、芯片和数据的协同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速度不仅受本部门技术创新的影响，也需要上下游关联产业互补式创新的支持。再加上数字化技术在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重组式创新也变得日益重要，传统产业政策已无法应对全产业链和跨部门的协同创新和组合爆炸的挑战，政策范式转型已刻不容缓。根据演化经济学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判断，第四次工业革命尚处于导入期的构造范式阶段，这一阶段将会出现“创新蜂聚”和科技投资热潮。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海量的数据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先天优势，但也存在诸如基础科研投入不足，高端芯片领域缺乏核心技术等短板，以及促进创新和隐私保护的两难权衡。中国必须同时采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基因池”多样化和互补式创新的“水平式”产业政策，以及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垂直式”产业政策，唯有二者并重，中国才有可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

张海丰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跨境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构架

及演进研究

摘  要：作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新业态，跨境电子商务对于推动国际贸易乃至经济全球化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跨境”属性使跨境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呈现多元化、复杂性特征。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构建跨境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以共生理论为视角，剖析系统组成要素，探讨跨境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共生演进路径，并据此提出跨境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共生演进建议：跨境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共生单元应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为系统共生演进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共生单元间应持续优化共生关系，为系统共生演进提供充足的内在动力；共生环境应着力保持与时俱进，为系统共生演进提供积极的外部条件。

张赫楠  许正良

张赫楠，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许正良，吉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业上市公司

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摘  要：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是衡量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产出的工具，能够及时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创新综合能力，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基于主客观信息的赋权方法，对中国工业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既克服了仅由主观赋权或客观赋权引起的信息偏误问题，也解决了赋权方法中常见的“负权”问题，从而使得权重更合理有效。从行业类型维度分析中国工业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得出领先型、跟随型和模仿型三类不同科技创新战略的工业行业，并对各类行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此外，通过分析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得出中央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较高，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次之，地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能力较低等结论，为评价中国工业上市公司创新能力提供新的视角。

谢婼青  朱平芳

谢婼青，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朱平芳，上海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集群创新驱动下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

机理与路径研究

摘  要：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实施的重点领域，也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集群创新是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是集群创新优势发挥的重要领域。随着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国防科技工业依托产业集群创新的专业分工、技术转移、金融支持、竞争合作等优势，可以推动产业、技术、资金、机制方面的军民深度融合。未来应进一步优化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布局，完善军民技术转移转化体系，突出金融支持作用，厘清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

董晓辉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知识产权条款

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

摘  要：运用了全球156个国家的1996-2017年的双边贸易和签署的贸易协定数据，对贸易协定中知识产权条款和全球贸易格局进行统计性描述，以构建引力模型分析知识产权条款对贸易总量、不同类型贸易产品流动情况和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贸易特征，并从模仿成本、技术垄断和产品特性解释产生此种贸易特征的原因。研究发现：（1）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影响总进口，但抑制总出口；（2）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发达国家进口专利密集型和商标密集型产品，并促进版权密集型产品出口；（3）含有知识产权条例的贸易协议生效，可以促进发达国家之间专利和版权密集型产品贸易，促进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专利和商标密集型产品，抑制版权密集型产品进口。此种贸易格局的产生主要由贸易产品的知识产权特性决定。

钱馨蕾  孙铭壕

钱馨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孙铭壕，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城市劳动力技能互补的微观

机制研究：基于分工的视角

摘  要：科学认识城市内部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我国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面临的紧迫问题。基于劳动力技能互补指数和分工理论的研究表明：城市内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并具有随城市规模等级上升而逐步上升的态势，其空间分布特征与我国人口密度分布及人口迁移指向具有类同性；城市扩容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技能互补，同时还会受制于城市劳动力的技能互补形态演进；破除劳动力流动机制障碍有助于推进技能互补。一味地严控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规模并限制低技能劳动力准入，而忽略城市内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势必会造成城市总体福利损失并削弱竞争力。城市规模和人口结构调控应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政府部门引导作用。

吴伟平

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经济学博士

自然结构性、

共同体与产权性质

摘  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与体系中，自然结构性应该成为一个非常深刻、重要的“生产力”范畴，它可以从根本上解读不同的制度、产权、法令发生的具体原因。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资本主义遭遇了越来越明显的“自然结构性”的约束，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契约、民主与法制，存在缓解危机发生的弹性和空间，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球生产力的结构性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就需要从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和产权性质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胡  靖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

面向社会责任消费：消费社会

理论的批判性及其反思

摘  要：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的今天，如何让消费者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尽可能减少消费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社会责任消费更广泛而深入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了当今学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国内外相关学科开始陆续关注和探讨社会责任消费的背景下，消费社会学却很少关注社会责任消费。特别是在我国消费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极端批判性倾向使得我们的消费社会学几乎失去了审视社会责任消费的视角,造成了要么对其熟视无睹要么缩手无策的困境，进而导致了我国社会责任消费的社会学研究的缺失。而基于对批判性消费社会理论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消费的三相理论，则为我们大大拓展了消费研究的视野，是我们探讨社会责任消费时值得借鉴的。

吴金海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数字经济背景下对消费者实行

个性化定价违法边界的研究

摘  要：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个性化定价，在传统的市场中其对消费者的损害经常被立法者所忽略，而在数字市场中，这种损害得到极其的放大，从而不得不引起竞争主管机关的重视。这种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个性化定价确实对经济发展和消费者福利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于算法的使用使个性化定价更加便利，赢得各种付款意愿消费者最大的垄断利润，从而导致总体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同时也会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由此，人们对侵犯消费者利益的个性化定价是否应该监管、违法标准和如何监管产生较大的分歧。基于个性化定价产生的双重效应，提出和赞同个案分析和处置的监管措施，反对统一的禁止救济措施，实现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促进创新并举的目标。

李  毅  李振利

李  毅，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振利，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师范大学社会与法学学院讲师

重整计划制定权归属的多元论

摘  要：数量单一、缺乏竞争的重整计划草案易难产或被否决，危殆重整程序的正常运行。应当将作为最终控制人的债权人、或有控制权的出资人一并纳入适格制定权人范畴。以重整计划的契约属性审视，当前管理人作为制定权的适格主体受到质疑。管制色彩较浓的重整程序应当为债务人及管理人垄断制定权设置时限，直至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利害关系人。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管理人等利害关系人与公司重整命运休戚相关，给予它们以重整计划草案制定权当在情理之中。

张钦昱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

友谊与共同体：论亚里士多德

友谊理论中的共同体观念

摘  要：亚里士多德赋予philia（友谊）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立法者也重视友谊胜过公正”。然而，亚里士多德的philia是一个具有系列家族相似内涵的复杂概念。中西诠释者大多从个体的角度理解其以“朋友是另一个自身”为核心观念的友谊理论，而忽略亚里士多德主要是在共同体的背景下论述友谊。亚里士多德在以完善的友谊引领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友谊的同时，也关注如何避免不完善友谊带来的诸如问题，从而兼顾了各类共同体存续的底线。从共同体及其背后的公共善的角度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对建设具有伦理内涵的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赵  琦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克思与罗尔斯：

被遮蔽的思想关联

摘  要：卡尔·马克思和约翰·罗尔斯是他们各自时代中典范性的政治哲学家，但二人之间的思想关联是被遮蔽的，这既与罗尔斯本人没有正面比较他与马克思的理论异同有关，也与有的批评者对他们二人的误解有关。通过分析他们的理论立场，以及澄清批评者的误解可以看出，围绕原初状态中对人的观念的思考、第一个正义原则中对自由的分析，以及第二个正义原则中对平等的主张，马克思和罗尔斯之间有着超出某些批评者想象的相似性。

徐  峰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从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看

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的形成

——以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

地缘政治为中心

摘  要：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各区域间的地缘关系制约着各族群、各政权的独立发展，使分裂割据之局难以长期维系。在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中，关中的后秦与朔方的赫连夏围绕着岭北的对抗是主要矛盾，陇右的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从属于这一矛盾。陇右、河西间的地缘矛盾又受制于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这一重层构造格局的开启与终结均取决于关中政权与关东政权天下之争的结果。后秦在柴壁之战中败于北魏，开启了河陇雍朔的矛盾构造，赫连夏败于北魏则终结了这一矛盾构造。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是推动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李  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

与起家官制度

摘  要：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嬗变，魏晋时期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曹魏和西晋前期，它指一品至三品；在西晋后期和东晋南朝，它指一品和二品。在晋惠帝元康中期，政府出台了“以二品系资”的规定，即清显官职需要由乡品二品者出任。此后三品逐渐被挤出上品的行列，只有二品以上才属于上品。“灼然二品”“二品之精”“灼然”“门第二品”“二品才堪”等并不是二品的别称。在曹魏和西晋，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也并没有同列二品。门第高者其乡品相应就高，其起家官品相应也高；门第低者其乡品相应就低，其起家官品相应也低。士族的门第、乡品与起家官品三者基本一致，这才是当时基本的社会规则与制度规定。

杨恩玉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文学理论与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是“学科互涉”关系。历史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与西方文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理论基础。从学科发展来看，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视野、范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均有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在应用西方文学理论时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本身不应该被否定。文学理论是理论家长期探索的结果，很多文学理论对于哲学、历史、文化、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问题都有着深刻的论述，吸收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丰富资源以阐释日益复杂的文学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内在要求，无视文学理论的现有资源而在学科内部“另起炉灶”、“闭门造车”研究理论问题是重复劳动和学术浪费，且会流于肤浅。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艺创作的脑神经机制研究

摘  要：文艺创作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文艺创造力的产生，即新创意的生成，这涉及到许多人脑区域的共同加工。目前神经美学家们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创作过程已进行了脑扫描实验，并对文艺创造力的生成和评估过程的脑神经影像实验成果进行了阐述。依据这些数据分析，本文认为文艺创作的脑神经机制涉及到一般性与特殊性脑区的合作加工，是认知功能和情感功能的共同参与，也带来了个人和文化密码的解读困难。

胡  俊

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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